[提要] 易学科学思想研究的兴起已成当代易学的一大特征，但易学与科学之关系在学术界还是个争论颇大的问题。有关这种研究的合理性和不同研究进路的争论是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图以易学和科学之理性结构的分析和解释学为基础，从知识结构、历史结构和语境结构三个不同的视角，对作为两种不同的学问和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之科学与易学的关系，给出某种程度的厘清。
一、易学的理性结构
本题的讨论首先涉及“什么是易学”和“什么是科学”。当然，对这两个问题也是不能给出可一致接受的完美无缺的界定的。尽管如此，某种界定总是不缺少的。关于易学，在对经、传、学做出区分的基础上，可以对其性质做出较为明确的界定。形成于殷周之际的《周易》是一部占筮书，由“十翼”组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解释《周易》的作品《易传》已属哲理著作。而汉代以降对经、传进行研究的诸多作品作为易学，“以传解经”成为主导倾向。而不论是“照着说”还是“接着说”，思辨所及十分广泛，“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数，以建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易说至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科学，严格地说，它产生在近代的欧洲，通常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作为科学成立的标志。只是在追溯它的渊源时才有所谓中古代和古代科学，并且只有在科学的“全球范围起源律”的意义上才有中国科学的源流之说。确切地说，在古代和中古代，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科学与非科学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天文学与占星术、化学与炼金术、医学与祝咒实难区分。正因为如此，巫术被公认为是近代科学的起源之一。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Keynes，1883～1946)甚至说，他不同意18世纪以来人们把牛顿(Newton Isaac,1642～1727)视为理性时代的先行者，而认为“他是最后一个巫师，最后一个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一万年以前我们的远祖开始创建人类思维文化，发展了对围世界的看法，牛顿是他们之中最后一位伟人”。更严格地说，牛顿时代的自然研究者实质上也只是创立了一种不同于古希腊时代的新自然哲学，正如他们以“自然哲学”称道自己的学问那样。到19世纪才出现“科学家”这一职业名称，职业科学家开始取代先前那些把自然哲学作为消遣的业余爱好者、医生和牧师。在这种意义上，当代美国科学史家玛格纳(Lois N.Magner)在其《生命科学史》(1979年)中，称“达尔文(Charles R.Darwin,1809～1882)则成了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自然哲学家”。科学的活动结构和社会形象是随历史的进展而不断演变的。第二次世界战以来，，科学已成为国家甚致国际合作的事业，从所谓的“小科学”变成“大科学”了。大科学时代的科学不再把科学的社会运用看作外部的事情，而是作为科学自身的一不可分割的部分来处理。因此，科学理性的成份除逻缉理性、数学理性和实验理性外，又增加了第四个成份——价值理性。当今正处在科学总体范(paradigm)式转变的“库恩(Thomas S.Kuhn)危机”关头。“大科学”靠众多的“小人物”支撑，“小科学”的“大英雄”时代已经结束。在这种意义上，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是最后一位，也是最伟大的科学家。
易学的主流也是理性的，但以往的易学理性主要是逻缉理性和价值理性，其“极数定象”的主张还停留在数字学的水平，其“仰观俯察”的思想亦未进入实验高度。所以，传统的易学不是科学。但就理性结构看，与科学理性相比较而言，它不仅具有前现代性(pre-modernity)而且具有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因此，关于易学与科学的关系要区分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古代和中古代，易学与科学共生而相互影响。Keynes对牛顿的评价，可以启迪我们理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撰写者都对易学的评语。在科学与非科学不分的时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广泛影响的易学，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不可莫视的。当然，这种影响是正负两面具在的。由于近百年来对其负面的影响多所批评，现在应对其正面的影响给予更多的注意，做出恰当的评价。现在，近代和当代，因为近代科学产生于欧洲，其渊源主要是古希腊传统，易学的影响即使间接的也甚微。有人夸大易学中的阴阳原理，说什么易学中包含有相对论、量子力学、统计物理、遗传学、原子弹、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原理，实在是混肴视听，要有所警惕为好。虽然易学与近代科学没有渊源关系，而且至今也没有看到由于受易学某种观念的启迪而创建出公认的新科学，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未来的可能性。当代科学正面临着三大挑战：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倾向、高技术评估的困难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易学的某些思想可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可能为后现代科学观的建构提供历史的借鉴。
二、在什么意义上易学与科学发生关系?
科学知识的内容包含三个要素，可形象地用直角坐标系的三维说明，如图1所示。一个维叫“现象维”(Phenomenic dimension)，另一个维叫“分析维”(analytic dimention)，再一个维叫“基旨维”(dimention of themate)。作为“把握经验”的科学，它的概念和命题包含现象的(经验的)内容，历来无人怀疑。至于它包含分析的(逻辑的)内容，由于其在某些情况下的隐含性而不太惹人注意。事实上每个经验科学理论中，全都显含或隐含有逻辑性的命题，充当该理论的关系构架或推理功能。充当支撑科学理论形成构架的逻辑性命题，往往穿上经验内容的外衣潜存其作用中。由于逻辑经验论哲学家的反复申明和论证，现象-分析这个平面无需赘言。〖ZK)〗“基旨”作为科学内容的一维是美国科学史家霍耳顿(Gerald J.Holton,1922～)提出来的〖ZW(〗 G.Holton,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Kepler to Einstein ,Harvard,1973.〖ZW)〗。他认为对科学的传统理解只考虑经验的(现象的)内容和(逻辑的)分析内容这二维，而忽视了信念、直觉、预想这类历史、社会、心理因素。而这后者构成了科学概念内容的第三个维，他称它为 theme或thema。许良英教授将其译为“基旨”。霍耳顿认为，传统科学观要求从科学中排除不能证实或不能证伪的问题，把谈论保持在两个维所规定的平面内，有助于清除某种伪装成经验命题或分析命题的形而上学命题，也有助于锻练出一个强大而成功的专业，但是这种观点既无助于我们了解科学家个人究竟是怎样取得那些后来可以同二维平面相适应的成果的，也无助于了解作为历史事业的科学究竟是怎样成长和演变的。于是他下结论说：要了解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规定第三个维，即基旨维。基旨是一种稳定的和广泛传播的基本思想，它们不能直接分解成观察结果和分析思考，也不能从观察结果和分析思考直接导出来。基旨从科学家个人的文化环境和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两方面揭示了科学的文化特征。易学与科学之所以能发生关系，在于科学有一个Holton的“基旨维”。易学通过基旨维进入科学，是易学与科学互动的机制。
《易经》与《易传》为一体的《周易》已具备基本的理论形态，它是概念和符号结合的具有明确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由阴爻(--)和阳爻(—)两个符号排列组合的的易卦系统，与以阴阳概念为纲纪组成的范畴体系相结合，形成一种特殊的理论结构模式。经历代易学家的阐释，范畴体系、符号系统以及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逐渐完善并模式化。从《易传》出发形成的中国传统科学科技思维定式，包括了宇宙秩序原理、方法论原则和科学技术观。易学的宇宙秩序原理以阴阳概念为基础，主要有生成原理、感应原理和循环原理，它们构成一种生机论的自然观。易学的方法论原则以象、数、理等观念为基础，主要有象数论、比类论和实验论，它们组成一种研究程序理论。易学的科学技术观以“天人合一”思想为其基础，强调将天地人作为统一的体加以研究，主张道德理想与知识并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合一，建天人整体之学。
易学不仅提供了一套自然观、方法论和科学观，而且其本身也具有科学内涵，主要表现为易卦符号系统的数学特征和关于物理的理论观念。有关易卦符号系统和河洛理数的研究以及筮法的机巧设计，不仅展示了原始的组合数学的面貌〖ZW(〗董光璧:《易图的数学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ZW)〗欧阳维诚:《周易的数学原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ZW)〗，而且还包含近现代数学的某些先驱思想和启迪未来的素材。历代易学家发展的符号系统主要有两种：一为《周易》系统(包括汉焦赣在其《易林》中提出的由六十四卦相重而得的四千零九十六卦系统)，另一为《太玄》系统(包括九天玄女卦)。前者是二元符号系统，后者是三元符号系统。除此之外，尚有汉代道教的四元系统《灵棋经》，北宋司马光(1019～1086)的十元系统《潜虚》，南宋蔡沈(1167～1230)的九元系统《洪范皇极》。以现代数学语言讲，它们都是有限重集排列。二元符号系统到北宋发展为数学上完备的邵雍(1011～1077)先天图，二元素有限重集排列完整到排列数n可为任意自然数，达到排列数N=2n的结果。莱布尼茨(Go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发现邵雍的六十四卦排序与他的二进制数表的一致性。焦循(1763～1820)发现六十四卦结构与五乘方分解相同，实质上给出了它的代数解。从代数看，易卦符号排列体系蕴涵着量子代数思想。沿邵雍推广的易卦生成图示推论，还可达到历史上从未有的“变维空间”概念〖ZW(〗关于“变维空间”概念我在1990年安阳“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先发表了《易图的变维空间结构》(载丘亮辉等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后来我又发表了基于历史考察的更详尽的论文《变维空间概念及其意义》(载董光璧主编：《物理时空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ZW)〗。易图的方圆排布实际上还提供了一种原始的时空坐标系统。易图对称性的种种研究，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清代陈梦雷的方图内外图，在本世纪30年代，被薛学潜合理地解释为一种矩阵。在易学发展史上，京房(77～37BC)的“飞伏”说、孔颖达(574～648)“复变”说、来知德(1525～1604)的“错综”说实为不同的符号分类原理;各种卦变说，如荀爽(128～190)、虞翻、李之才(?～1048)、朱熹(1130～1200)、俞琰(1258～1314)等人的“卦变”说，可视为不同的符号生成法则;而有关卦序的种种研究，如“八宫”说、“重卦”法、“先天”说和“后天”说等，都提出了各自的符号排序规则。这些都表明当时易卦符号学研究所达到的科学水平。九宫数图开河洛理数研究之先河，它已作为最古老的组合数学文献载入史册。河图洛书研究导致的纵横图排列研究，南宋易学家丁易东的水平并不亚于数学家杨辉。易数研究中有关天地数、大衍数的种解释多无科学价值，其中的一部分工作涉及几何学，如来知德的三角排列、李光地(1642～1718)的四方数和六角排列，特别是大衍句股解与几何证明联系在一起却别有一番新意。作为图中之图的当代分维几何学，在易学河洛理数研究中有它的先兆，它贡献了图像语言的一种比较好的理解和应用〖ZW(〗1988年秋在美国圣地亚哥召开的“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上，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Rebcca Bloxham提交了论文"Patterns within patterns：the fractal nature of ancient chinese number patterns"专门讨论象数学与分维几何学的关系。〖ZW)〗。《周易》筮法不仅提供了运用概率决疑的一种程序，而且其机巧设计还蕴涵一种数学结构。秦九韶(1203/1209～1261)发现它的同余结构并发明了求解一次同余式的一种程序——大衍求一术，领先世界数百年。〖ZW(〗有关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与易学的关系争论不一。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可举：钱宝琮的《宋元时期的数学与道学的关系》(载《宋元数学史论文集》，1966年)，罗见今的《九章算数与周易》和李继闵的《蓍卦发微初探》(均载吴文俊主编：《秦九韶与数书九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董光璧的《大衍数与大衍术》(载《自然辩证法研究》，第4卷，(1988)，第3期，第46～48页。〖Z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