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西周时期就是燕国的都城，当时称为蓟。十六国时期，前燕亦都于此，称蓟城。辽建为陪都(首都以外的副都)，称燕京。金国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正式迁都于此，称中都。而元、明、清三朝皆建都于此，元称大都，明和清通称北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为首都，称北京市，属中央直辖。从金代算起，北京的建都历史就达850余年。

　　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也都发生在北京，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也在北京成立。北京的政治文运之盛，人气之旺，非其他都城可与伦比。尤其自金代以来，北京成为历代执政集团建都的首选和独选，与全国其他众多城市相比较，独具魅力，似乎不可替代。那么，北京的优势和魅力到底在哪里呢?北京的地理环境有什么特点?就古代堪舆学而论，北京地理风水优势在什么地方?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应如何认识北京的地理环境及其风水呢?

　　北京座落在华北平原的北端，其西面、北面和东北面三面环山。其西部称西山，属太行山北段，其北部和东北部属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西山和军都山虽无峭拔的山峦，但山脉蜿蜒起伏，带城而去。其东南面为永定河和潮白河的冲击平原，而与渤海湾遥遥相望。由于西山和军都山三面环城形成的天然屏障，使北京呈坐西北乾维面向东南巽维的自然之势(《周易》后天卦位西北为乾，东南为巽)，既居山之阳，岿然不拔，又面海之汭，具有得天独厚的形胜之美。

　　本文拟对北京的地理风水，试作一简要考证。

　　(一)

　　前人对北京的地理环境和风水优势留有诸多论述，很值得我们珍视。

　　《元史·地理志》描述北京地理形势说：

　　右拥太行，左挹沧海，枕居庸，奠朔方。

　　《明史·地理志》也说：

　　北倚群山，东临沧海，南面而临天下。

　　关堡环列，兵戎纲维，布置可谓深且固矣。

　　金朝监察御史梁襄在谏止金世宗欲巡幸牛莲川的奏疏中，评价北京地理形势说：

　　燕京地处雄要，北倚山硷，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首选也。况今又有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关，东西千里，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皇天本以限中外，开大金万世之基而设也。(《金史·粱襄传》)

　　这篇奏疏是梁襄建议金世宗停止巡幸牛莲川，从而涉及到对燕京的地理位置及形势的评价。，此时的金朝已经迁都于燕京，粱襄的目的也在于坚定金世宗以燕京为都的信心。梁襄为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进士，累官至监察御史。史称梁襄“性颖悟，日记千言”，“长于《春秋左氏传》，至于地理、氏族，无不该贯”(《金史·梁襄传》)。可知梁襄是精通古代地理之学的。因此，梁襄对北京地理形势的评价，其内涵就更为丰富。他认为北京位于雄要之地，北倚连绵山峦，是一道天然屏障，南压广阔平原，坐在这里可以俯视天下，一望无垠的大地就像在自己的庭院里。自古就称帝王“南面向明而治”，因而北京应是建都之地的首选。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榆林关等要塞东西千里连成一线，是卫护京都的又一道屏障，这些关卡和屏障使京都易于据守，也像是天然的一条界限，划分出中外，北京地理的雄要像是专为大金万世基业而设立的。

　　梁襄仅就北京地理的雄要立论，虽未能对其地理风水作全面论述，但我们从他的评价中也可略窥一斑。

　　(二)

　　北京除了地理位置雄要之外，还要看其水系情况。对于北京的水系，今人和前人也有论述，我们也可引作参考。

　　今人张自文先生在论述金国迁都北京(当时称中都)时指出：

　　它(北京)坐落在三面环山的一块小平原上，其北部和东北部属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西部称西山，为太行山北段，从其北部和西部的山中，有许许多多大小河川奔流出来，向东南汇入海河，流入渤海。(《中国的王朝和帝王》297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清朝光绪年间，君臣在讨论修治京畿水利时，直隶总督李鸿章数次对京畿水系作了描述，如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李鸿章奏称：

　　夫以太行左转，西北万峰矗天，伏秋大雨，口外数千里千溪万派之水奔腾而下，畿南一带，地平土疏，倾刻辄涨数尺，或一二丈。(《清史稿·河渠志》)

　　今人张自文和前人李鸿章各从一个侧面立论，因而皆不能对北京河流作全面介绍。其实，北京有通惠河、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卫河(南运河)等六大河流，在天津附近三岔口汇流为海河，迤逦向东，经大沽口流入渤海。这六大河流源出燕山、太行山、五台山、恒山和山西黄土高原，可谓源远而流长。

　　通惠河源自北京西北白浮、瓮山诸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门入都城，向南汇为积水潭(旧称海子)，过太液池(今中南海)东南出文明门，东至通州高丽庄入北运河，至天津三岔口汇人海河。

　　潮白河在北京东北部一带，其源出自冀北山地的潮山和白河在密云县汇合而成，至京东通县附近入北运河，向南流至三岔口人海河。

　　永定河上游为桑干河，源出山西北部黄土高原的管涔山，东北流入河北洋河后入官厅，以下称永定河，转而流向东南，经北京西至天津三岔口人海河。

　　大清河源出太行山和恒山南麓，由拒马河、唐河、潴龙河等水汇合，流经华北平原上最大湖泊白洋淀，逶迤而向东北汇入子牙河后，亦至三岔口人海河。

　　子牙河源出河北省南部，南源为滏阳河出太行山东侧，北源为滹沱河出山西五台山，东北流至河北献县汇合为子牙河，至天津三岔口人海河。

　　卫河在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上源丹河出山西高平县朱丹岭，南流至河南省分为南支和东支，南支流入沁河。东支转向东北流，即称卫河。卫河流经河南省北部、河北省东南部、山东省西部，至山东临清汇合鲁运河流向东北，临清以下称南运诃，亦至三岔口人海河。

　　据上述可以看出，京畿周遭以至千里之外的许多大小河川，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又经北京周围北泊、南泊、西淀、东淀(参见《清史稿·河渠志》)的承接，或左或右，或前或后，绕过北京城，向东南奔流而去。这些从四面八方奔流而来的大小河川，至三岔口(旧称三角淀)万派归一，逶迤而东，经大沽口注入渤海。京畿水系构成一幅动态画卷。这幅画卷由动而静，似静又动，动而有节，静而未止，动态与静态相互映衬，来有意去有情，再加上背后连绵不断的山峦为依托，面向波涛起伏的渤海作明堂，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山水画卷，点缀成北京地理风水的至高境界，这正是北京生气之所在，也是北京地理风水优势之所在。

　　堪舆学家论水云：“凡水抱不欲裹，朝不欲冲，横不欲反，远不欲小，近不欲割，大不欲荡.高不欲跌，低不欲扑，众不欲分，对不欲斜，来不欲射，去不欲速，合此者吉。”(缪希雍《解难二十四篇》)察北京城外诸水来去抱绕有情，城内诸水之元屈曲含意，真可谓众美皆备，无美不收。

　　古代堪舆学认为“龙随水走”。我们可以把京畿六条水系看作六条干龙。每逢夏秋之交，大雨滂沱，这六条干龙携千溪万壑之水，从四面八方奔腾而至，似千军踊跃，万马奔驰，具有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状。此景此象，正应周易乾卦《彖》辞“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的说法，非君临天下的帝都不能有此景象。

　　聚于京畿的千溪万壑之水，似集于校场演练的千军万马，令行禁止，各有指归：或前卫后护，注于南泊北泊，或左绕右转，合于西淀东淀，最终万派归一，经三角淀汇人海河一线人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君临天下的帝都才配有此景象。

　　至此，我们可以慨叹：北京的地理风水，岂易言哉!

　　(三)

　　北京坐落在中国三大行龙之一的北龙流域之内，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横贯的黄河、长江把中国大地分成北、中、南三大部分，古代堪舆学称之为三大行龙。北京坐落在黄河以北的北龙流域。

　　《史记·天官书》云：“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渤海、碣石。”这是典籍中最早关于北龙的论述。

　　古代地理学认为：“中国地脉俱从昆仑来。”(《乐郊私语》)因而以昆仑山为祖山，向东分成三大行龙。刘基在《堪舆漫兴》中说：

　　昆仑山祖势高雄，三大行龙南北中。

　　分布九州多态度，精粗美恶产穷通。

　　刘基在《堪舆漫兴》中又论述北龙说：

　　北龙结地最为佳，万顷山峰入望赊。

　　鸭绿黄河前后抱，金台千古帝王家。

　　明人缪希雍在《葬经翼》中更为明确地指出：

　　燕京者，北陇(龙)之尽，鸭绿界其后，黄河挽其前，朝迎万派，拥护重复，北方一大聚会也。

　　从前人的论述中可知，北京不仅在北龙流域之内，而且是北龙生气的凝聚之处。缪希雍在《葬经翼》中说：“天下大龙，都随水走，至于将结，必然逆转，列成局势，则结地无疑也。”所谓结地(又称结局，即龙脉生气凝聚之地)是有条件的。要紧的是“山回水聚”(缪希雍《解难二十四篇》)四个字。北京以西山和军都山为屏障，面向东南，近处以海河冲击平原为小明堂，以天津为案山，远处以渤海为大明堂，以山东半岛为案山，而且四面八方之水汇聚于京畿之南，其堂局之大，风水之佳，是其他都城所不具备的。

　　古代堪舆学非常注重水口。什么是水口呢?“夫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水口为地之门户，必须关阑紧密方为佳。所谓“关门若有十重锁，必有王侯居其间”。又云：“重重关锁缠护周密，或起捍门相对峙，或列旌旗，或出禽曜，或为狮象蹲踞回互于水上，或隔水有山来缠裹，大转大摺，不见水去方佳。”(俱引自《葬经翼》)这都是说的水口的局势。京畿众水先汇于北泊、南泊、西淀、东淀，次汇于三角淀，又统汇于海河一线，逶迤而去，其人海处大沽口两岸建筑物林立，似捍门相对，又似旌旗列队，人海口又建有高大的挡潮闸，起到水口罗星塔(罗星塔之解见何晓昕《风水探源》)的作用，诚为上佳水口。

　　北京龙脉之长，堂局之广，其朝迎万派、拥护重复之状，其襟江带河，万千气象，是无与伦比的。验证历史，以北京为帝都的元、明、清王朝，都是统一的强盛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现在又一天天富起来了，中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从传统的地理学(堪舆学)来看，新中国的统一、发展和强盛，是与首都北京的地理风水是有密切关系的。

　　北京的地理风水并非十全十美，也是有缺陷的。北京诸水源自太行山、燕山和黄土高原，含沙量大，汛期同时涨水，造成下游泥沙沉积，而诸水汇流之处的三角淀，容量又不足，致使海河宣泄不畅，往往造成水灾。李鸿章在光绪七年(1881年)的奏疏中说：“近畿水利受病过深，凡永定、大清、滹沱、北运、南运、五大河及附丽之六十余支河，原有闸坝堤埝，无一不坏，碱河引河，无一不塞，而节宣诸水之南泊、北泊、东淀、西淀早被浊流填淤，仅恃天津三岔口一线海河迤逦出口，平时既不能畅消，秋冬海潮顶托倒灌，节节皆病。修治之法，须先从此人手。”京畿水患，由此可见一斑。

　　大自然的造化无全功。任何地理风水，也要靠人加以保护。新中国成立后，经这治理，在上中游开展水土保持，修建了官厅、密云、十三陵、岗南、黄壁庄等水库，在下游开挖和疏浚了独流碱河、潮白新河、永定新河等泄洪河道，并在大沽口建挡潮闸，从而免除了水患，有效地防止了海潮倒灌，也为京津灌溉用水、城市用水和航运用水提供了水源。就传统风水而论，唯在下流开挖泄洪河道较多，而没有着重扩挖诸水汇合的三角淀和扩挖海河，以增大其泄洪流量，而是增多泄洪河道，此与“万派归一”的风水理论稍有不合。

　　[附论]：

　　(一)近三十年来，中国北方严重干旱，水源奇缺(这与拦河堵坝，大搞水利工程，破坏生态平衡有关)，使在京畿汇流的六大水系受到严重损害。就连天安门前的金水河也断了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传统地理学以“高一寸为山.低一寸为水”，但总不如真山真水来得真切。国家大型南水北调工程已经启动，将分东线、中线、西线三路向华北和京津远程输水，这将使京畿六大水系得到补充，丰润北京的龙脉。

　　(二)从周朝燕国开始，有数个王朝都以北京为都城，但这些王朝政权强弱不同，执政时间的长短也不相同。对于这种现象应如何解释呢?《明史·地理志》在描述了北京的地理形势之后指出：同在北京为帝都的王朝“而强弱悬殊，兴亡异数者，天降丧乱，昏诼内讧，人事之乖，而非地利之失也。语曰‘在德不在险’，讵不信夫!”。缪希雍也说：关中、洛阳、燕都“之数者，自三代以来，靡不为帝王之宅，然兴衰迭异者，以其气有去来之不齐也”。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可执一而论.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天地气运之大数，非本文所述范畴，笔者就不再赘述了。

　　(三)天安门不仅是北京的象征，而且是中国的象征。最初天安门及其广场(明堂)的设立是非常讲究并且完全符合古代风水原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天安门广场左右两侧的建筑于古代风水理论稍有不合(右侧白虎位的大会堂高于左侧青龙位的历史博物馆)，但是，左右两侧至正阳门形成合抱局势，因此对风水影响并不甚大。

　　(四)北京自从成为帝都以来，几经王朝政权交替，虽然每次都是权力争夺的中心，但从未成为武力拼杀的战场。近现代以来，亦是如此。

　　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北京城未燃炮火，清帝就和平逊位了。中国十数年的抗日战争(若从“九一八”事变算起为14年，若从“七七”事变算起为8年)北京城池安然无恙，北京人民未罹屠城之祸。解放战争期间，对国共双方都有着战略意义的平津战役中，北京居然和平交接了，这仅仅与人的运筹有关吗?与南京相比较，为什么北京屡屡都是幸运的?

　　作为金粉六朝的古都南京，虽有“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诸葛亮语)的美誉，却往往在王朝政权交替中成为武力厮杀的战场。在抗日战争中，最为残酷的“南京大屠杀”使数十万南京人民罹难。解放战争中，南京也是渡江战役的前沿阵地，一连数日炮火连天。历史上北京的幸与南京的不幸均可涉及到传统风水中深层次的问题，待以后再加以讨论。

　　(五)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地理风水学已被当作糟粕剔除掉了。正是在丢弃传统地理风水的背景下，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功利工程蜂拥而起，在“人定胜天”的口号下，包括母亲河黄河在内的许多大江大河被拦腰斩断，许多水流的自然走向被人为地改变了，劈山造田、破坏生态平衡的做法长期得不到纠正，天然草原、天然森林逐渐减少。这些违背自然规律的做法无一例外地都违背了中国传统地理风水学原则。在各种负面影响逐渐显现的情况下，有人才站出来大声疾呼：“我们已经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实际上，中国传统风水理论与环境保护息息相关，而应把它视为环境科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只要能把中国传统风水学纳入到环境保护中去，就可以在环保中取得超常的成绩和效果。这也是笔者写作此文的目的所在。

　　(作者为北京三式乾坤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