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严肃的研究者和著述也加入了妄说的行列，这是一般读者不容易分辨的，我们在这里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束景南先生在《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说：太极图“所蕴含的科学价值早已举世公认，不仅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而且也成为东方文化的象征，人类文化与地球文明的标志。太极图的巨大科学价值不只在于它本身所描述的某种哲学观点和科学原理，而主要还在于它所象征与代表的是整体中国乃至东方的太极文化(太极哲学与太极科学)，这种古老的太极文化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科学生命力。太极图不仅是属于人类20世纪的原子科学革命，而且是属于未来21世纪的生命科学革命，当今科学家预言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革命的世纪，以太极图为象征的中国太极文化(包括中华气功)已引起东西方科学家的极大兴趣与重视。太极图是对微观生命现象的描述，我相信它在未来21世纪的生命科学革命中一定会放射出更加夺目的真理光辉。”在束先生盾来，太极图不仅是东方文化、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标志，而且它还是“与时俱进”的呢!现在已进入21世纪，太极图在生命科学革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起着什么作用，放射着什么“真理光辉”呢?

　　南怀瑾先生说：“有人讲《易经》的科学，问老祖宗画卦是怎样来的?答案是观察来的，是依据科学来的。但是依我的看法，它不象是我们这一个时期的人类文化，而是上一个冰河时期的文化，发达到最高点，把科学的无数法则，归纳又归纳，最后归纳到八个简单的符号——八卦，留下来这么一点东西，而被我们的老祖宗发现了拿来用。我想我们的老祖宗，说不定还不会有那么高的智慧，达到能够创造出来《易经》的程度。《易经》的法则，随便用在哪里都通的，以现在的科学来看，《易经》的法则，用在化学上亦通，用在物理上亦通，所以《易经》的法则，真正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又说：“为什么要用六爻?因为一直到现代的科学时代为止，宇宙间的事情、物理，没有超过六个阶段的。一切的变，只能变到第六个阶段，第七个变是另外一个局面的开始。以现代科学证明，物理上、化学上、电子、原子的变，都是六个阶段，只有化学的变有七个阶段，可是化学的第七个阶段是死的，没有用的。我们的老祖宗的头脑真厉害，当时并没有仪器，不知是如何发现了宇宙间一切事物，变的阶段不会超过六个的大原则。到今天为止，把全世界的文化集中起来，亦没有超过这个范围，所以后天只用六爻变，这是我们现代的解释”(南怀瑾著《易经杂说》18页、3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南怀瑾先生的话象是调侃，一会说八卦是上一个冰河期的文化，一会说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明，可是就有人信以为真、引以为据，以证明《易经》是“第一代人类文明”时代留下来的(见凌志轩《易经趣观》28页)。

　　蒋凡、李笑野先生著《周易要义》前言说：《周易》“这部闪烁着神秘灵光的传统经典，原来只是当时的巫史，用来作为占筮问卜时判断吉凶的根据或参考的一种特殊记录而已。不过奇怪的是，它自诞生之后，很快就超越了占筮问卜的浓重原始宗教氛围，在其神秘的天幕之下，包裹着无尽的知识宝藏，让炎黄子孙甚至是世界人类在千秋万代之后，仍然享用至今……只要我们把《周易》及有关的《易》学论著，摆放到纵向的历史大舞台和横向的世界大环境中，作实事求是的科学考察，并能站在二十世纪甚至是未来的二十一世纪的时代高度，重新作出理性判断和思考，那么我们坚信，《周易》神秘殿堂的大门是不难叩开的，其中的奥秘及‘遗传’密码，也将被破译。这样，它们的特殊价值及其无数的知识宝藏，将会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自我封闭中推向世界，并巍然屹立在世界文化之巅，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乔力主编《中华文化经典要义全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0月版)。根据《易经》八卦起源卜筮论，八卦本为卜筮符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易》超越占筮问卜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其进行了哲学化的理解、诠释。但是这里由没有什么意义的占筮问卜符号很快变成了“包裹着无尽的知识宝藏”，并将使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巍然屹立在世界文化之巅”，显然，这里面没有“巫术”和“魔法”起作用是不可能的(孔子和儒家不可能将“无尽的知识宝藏”放进八卦里面)。

　　张其成先生批评或评介了学界对太极图、八卦、河图洛书的各种“破译”以及妄说，但他自己又搞出一些新的妄说。比如他将阴阳鱼太极图、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河图洛书合成一图叫做什么“太极统一模型图”，又配上五行、天干、地支，说是“一幅宇宙生命动态结构与运行规律图”，真是莫名其妙!在中国文化中，太极图已是囊括万事万物的一幅简洁优美的图式，已是“一幅宇宙生命动态结构与运行规律图”，还配上八卦、河图洛书干什么?太极图已经搞得中国人昏头胀脑，八卦已经搞得中国人不辨东西，河图洛书已经让中国人迷迷糊糊，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已经让人觉得神神叨叨，太极八卦、河图洛书、阴阳五行的起源和本相一样也没有搞清楚，又将它们全都拚凑在一起，能够表示什么高深的意义，启发出什么科学思维、科学道理?张先生说：“如果说卦爻、河洛、太极图系统都是立足于象数中的‘二’的话，那么加入五行、干支以后，就使得太极象数系统有了‘二’与‘三’统一。五行的基数是‘三’(两对阴阳加上中土)，天干、地支分阴分阳之后各为‘五’与‘六’，‘五’的基数是‘三’(与五行同)，‘六’的基数既是‘二’又是‘三’(2×3=6)。五行的加入不仅使得卦爻、河洛、太极图多了一种属性，而且最关键的是增加了阴阳‘二’的中间形态及彼此关系(‘三’)，这就使得整个太极系统充满了活力。‘二’与‘三’的结合、阴阳与五行的统一，完成了一个自足、稳定系统的最终建立”(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80页)。这些话读起来让人如坠五里云雾。不过按照张先生的思维，我们可以继续发挥：不管五也好，六也好，三也好，二也好，其基数都该是‘一’，即太极;按张先生的说法，太极图的S形曲线本来就是“三”，太极系统本来就“充满了活力”，又何必加入五行，又怎么“多了一种属性”?说去说来，搞这些东西、说这些话，除了继续将易学八卦搞得神秘、混乱、不知所云以外，有什么意思?

　　潘雨廷先生说：“所谓科学易者，其理论或应用在易学中所本具，或已为历代易学家所论及，基本在象数中。凡易学象数，内含各种最基本的数学原理，形成种种数学模型，自然保存有大量信息，足可与西方的各种科学相应，故决非以今日西方的科学成就加以穿凿附会”、“科学易者，可视为现代研究易学之方向”(转引自江国梁著《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58页，鹭江出版社1990年2月版)。易学象数保存有大量古代文化信息可能是真的，但说它们“足可与西方的各种科学相应”则言过其实，至少现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后面我们将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刘长允先生也认识到，前人对《周易》的阐释、注解已经够多的了，今人应该改换一下方向。他说：“鉴于前人对《周易》已经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我们今后应以对《周易》的改造、提高和应用为主，这也符合我们时代的需要和特色。所谓改造和提高，也只有对《周易》这部书才适用，因为《周易》的卦象和卦爻辞，是完全可以进行改造的，是完全可以注入今天的科学文化等内容的”(刘长允著《步入神秘的殿堂》147页，中国广播出版社1991年8月版)。现在的易学研究不要继续将主要精力放在阐释《周易》的微言大义上，这是明智的。但是《周易》研究或谓易学研究究竟怎样转向，是否现在要转到所谓“科学易”或者应用方面，笔者以为还需要继续商量、考量。

　　有不少研究易学的人以及并不研究易学的人，他们认为《易经》里面的学问高深莫测，它们是超越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的，人类一旦认识或者揭谜，我们面临的所有困境和疑惑都能得到解决或解释。坚守这种观点或信仰的人常常以《易经》六十四卦与二进制的关系;与生物遗传密码的的关系;与玻尔量子力学的关系、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关系以及刘子华先生对太阳系第10颗行星的预测为证。关于这些问题，已有学者作过一些辨正，说明事实并不是象《易经》现代科学论者所认为和想象的那样。为了使一般读者了解真相，我们这里再将相关问题作一介绍。

　　据英国E·J·爱顿论文《莱布次、中国与二进制》及其他历史资料可知：早在1667年，二进制的创始人莱布尼茨在法国巴黎看到帕斯卡创造的一台加法机时，他便产生了要创造一台乘法机的兴趣。1679年3月15日，莱布尼茨完成了他的二进制算术初稿。1685年，法国神父白晋与洪若翰、李明、张诚、刘应等被路易十四派到中国传教。1701年，莱布尼茨写信将二进制算术理论告诉好友白晋。白晋很快回信莱布尼茨，告诉他发现中国易卦与二进制的关系，并将邵雍所传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及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从北京寄给莱布尼茨。1703年，莱布尼茨将《关于仅用0与1两个记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有其效用及关于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的论文交给他的老师毕纽恩，以便在科学院《纪要》上发表。莱布尼茨自己在《致德雷蒙的信：论中国哲学》中这样谈论二进制与易卦的关系:“我和尊敬的白晋神父发现了这个帝国的奠基人伏羲的符号的显然是地正确的意义，这些符号是由一些整线和线断组合而成……是最简单的，一共有64个图形，包含在名为《易经》的书中。《易经》，也就是变易之书。在伏羲以后，文王和周公以及著名的孔子，都曾在这64个图形中寻找过哲学的秘密……这恰恰是二进制算术。这种算术是这位伟大的创造者所掌握面在几千年之后由我发现的。在这个算术中，只有两个符号：0和1。用这两个符号可以写出一切数字。当我把这个算术告诉尊敬的白晋神父时，他一下子认出来伏羲的符号，因为二者恰恰相符：阴爻――就是0，阳爻——就是1。这个算术提供了计算千变万化数目的最简便的方式……但是这个算术完全失传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的中国人不仅在忠孝方面(在这方面中国达到了最完满的道德标准)，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大大地超过了近代人。”事实很清楚，早在莱布尼茨见到伏羲六十四卦之前，他就发明了二进制，而最早发现六十四卦与二进制之间的对应关系的人也是白晋，而不是二进制的发明人莱布尼茨，因此说莱布尼茨受到伏羲六十四卦的启示而发明二进制是不符合事实的(参见董光璧著《易学与科技》第四章，沈阳出版社1997年5月版)。至于莱布尼茨认为伏羲六十四卦的本质就是二进制算术，是伏羲时代就创造和掌握了的算术理论，也是不足为训的。由阴爻、阳爻两种符号构成的六十四卦，可以有多种规律性的排列方式，而二进制正是由两种不同的符号表示，因此它们之间发生对应关系是不足为奇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二进制正是两种不同符号的规律性排列。其实，用阴、阳爻表示的四象、八卦、六十四卦都可以转换成二进制数、十进制数。

　　生物学上的六十四个遗传密码子虽然与《易经》六十四卦之数相合，但它们实际上是没有内在联系的。六十四个遗传密码的发现和组成是这样的：由于组成蛋白质分子的基本氨基酸有20种，生物遗传信息由遗传物质DNA和信使RNA传递给蛋白质，DNA和RNA只有四种核苷酸(核苷酸的不同排列顺序决定生物性状的不同，四种核苷酸以四种碱基A、G、C、U来代表)，这就发生了四种核苷酸如何决定20种氨基酸的问题。如果一种碱基决定一种氨基酸，那么四种碱基只能决定四种氨基酸;如果两个碱基决定一种氨基酸，四种碱基也只能决定16种氨基酸。因此有人推测，应是每三个碱基决定一种氨基酸，这样四种碱基的不同组合可以达到4的3次方即64种。这种推测后来在实验中得到证实，而且科学家还弄清了哪三个碱基决定哪种氨基酸。1966年，科学家破译了全部三个碱基组成的遗传密码，知道在四种碱基A、G、C、U的64种不同组合中，有61种可用于编码各种特异的氨基酸，另外三种核苷酸组合(UAA、UAG、UGA)是编码终止信号。如果将四种碱基A、G、C、U分别对应于易卦中的四象老阳( )、少阳( )、少阴( )、老阴( )，那么64个遗传密码与64卦之间就可能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德国学者申伯格，他在1973年出版的《生命的秘密钥匙：宇宙公式易经和遗传密码》中，首次提出遗传密码与易卦之间的对应关系。由于四种碱基与四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多达16种，因此64个遗传密码与64卦之间也就有多种不同的对应形式，我国的潘雨廷、萧景霖、顾明、王贲胜等先生根据不同的对应规则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对应形式。如果64种遗传密码与64卦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科学的，或者说二者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和关联，那么这种对应关系必然具有确定性，必然应该是唯一的，而且四种碱基与四象之间的对应也应该是唯一确定的。另外，我们知道，64卦是由八卦两两相重而产生并由阴爻、阳爻两种符号组成，其每一卦中的六爻并非是由四象老阳( )、少阳( )、少阴( )、老阴()中取三个相同或不同的符号组成，即64卦与64种遗传密码在结构上、组合规律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说《易经》六十四卦揭示了生命的本质规律，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个遗传密码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二者的关联仅仅是在数量上的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