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之下，传统易学的发展呈现出新旧杂糅的复杂面貌。一方面，秉持传统方法研治《周易》的学者仍然所在多有，甚至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多数;另一方面，以古史辨学派为代表的近代学人果断舍弃了传统以“义理”与“象数”为主要途径的易学研究方法，转而从古史的角度研究《周易》，形成了倾动一时的影响力。老派学者与新式学人对《周易》以及易学见解的差异，客观上导致了传统易学在近代发展史上的断裂现象。在传统经学易尚未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现代意义上的易学研究暂未确定其基本旨趣和研究范式之际，从传统易学的内部诞生了一位带有新旧转型色彩的易学家，此人便是民国易学界的著名人物杭辛斋。

　　杭辛斋(1869—1924)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易学家、宣传家和革命家。在民国初年学术鼎革、西学渐趋昌盛的氛围中，他以“守先待后”的自我期许，对传统易学的诸多流派进行了系统的汇总与整合，同时又将目光拓展到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新知识，开启了“钩贯新旧”“会通中西”的易学体系建构尝试。无论是就易学知识的丰富度，易学研究方法的新颖性，还是敏锐的时代触觉而言，杭辛斋的易学研究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他没有像同时代的尚秉和那样固守汉易象数学的藩篱，而是时刻以传统易学的变通趋时、更新致用为致思的方向，展现了弥足珍贵的创新精神。

　　杭辛斋的易学研究带有明显的“半路出家”色彩。在正式进入易学研究领域之前，他主要是以秉笔直书、不畏权贵的报人身份知名当世。1915年，杭辛斋由于公开抨击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而被捕入狱。据他后来的说法，他之所以走上易学研究的道路，得益于狱中一位老者的传授和指点。1916年杭辛斋出狱，自此便开始了搜集历代易著、研习历代易学的学术生涯。自1897年至1911年，杭氏创办或与人合办了《国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汉民日报》等一系列报刊。这些办报的经历，使他见证并参与了诸如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护法运动等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而他后来的易学研究，正是在这种贴近时代脉搏、寻求解决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孕育而生的。

　　杭辛斋的易学研究导源于他对社会现实，尤其是民众精神生活状况的关切。如何让文化信仰濒临崩溃的国人重树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是杭辛斋研究易学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而他通过易学研究得出的结论便是，“我国固有之学，贯澈天人，足以安身立命，保世滋大，概群籍而罗万有者，悉在此一画开天，人文肇始之《易经》”。这种见解给杭氏易学染上了一层浓厚的“弘道救世”的理想色彩。为了解决他所意识到的文化信仰危机，杭辛斋从五个方面展开了对传统易学的重建工作。

　　第一，以“讲《易》”替代“诂经”。“讲《易》”是杭辛斋本人对其易学著作性质所作的界定和说明。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是针对易学研究的注疏传统，即“诂经”而提出的。用“诂经”的方式研究《周易》是经学时代的主流，要求“有家法，有体例，义不容杂”;“讲《易》”则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阐明卦爻象数之原理原则”，只要最终能够做到“以经文为之证明”即可。从方法论上看，杭氏提倡的“讲《易》”较之“诂经”更能摆脱《周易》文本及其体例的制约，也更方便他阐发自己的新见解、新思想。

　　第二，破除汉宋易学的门户之见。针对当时依然兴盛的汉宋易学分歧，杭辛斋选择了调和的态度。他一方面推崇汉学“重名物，重训诂，一字一义，辨析异同，不惮参伍考订，以求其本之所自、意之所当”的求实精神;赞赏宋学“正心诚意，重知行之合一，严理欲之大防，践履笃实，操行不苟”的道学风貌。另一方面也对汉学家们“墨守故训，取其糟粕而遗弃精华”;宋学家为出己见不惜“变更句读，移易经文”的做法表示了不满。在他看来，无论是宋学注重阐明的义理，还是汉学苦心发明的象数，都是易学整体的构成部分。“宗汉学而能串合六十四卦之爻象，无一辞一字不相贯通”，“讲宋学而能阐发性理，与六十四卦之爻象变通化合”，才是易学研究的高级层次。如果能更进一步，做到“冶汉宋于一炉，一一以经传互证，无一辞一字之虚设”，那便是传统易学的最高水准了。

　　第三，“辞、象、数、气、占”并重的易道观。为了进一步扩大易学的范围，杭辛斋又提出“辞、象、数、气、占”五位并重的易道观。所谓“辞、象、数、气、占”，是他综合《易传》“《易》有四道，辞变象占”与旧说“理象气数”而来的新观念。其主要目的是将过去被摒除于经学易之外的易学流派，尤其是术数易重新纳入易学的版图。需要指出的是，杭辛斋纳术数于易学不同于一般江湖术士的迷信活动，他在承认术数有助于揭明筮占之学的前提下，主张“更由术数而求诸经义”。

　　第四，以《易》牵合中西文化旧说。在统合了传统易学资源之后，杭辛斋又将易学之外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传统学说作为他整合或牵合的对象。关于前者，杭辛斋先是指出儒、道、墨三家在源头上都与《易》有莫大关系，继而又遍论“《大学》《中庸》易象”“孟子之《易》”“老子之《易》”和“诸子之《易》”，最终得出诸子百家皆出于《易》的结论。关于后者，他摘引了许多佛教和基督教的基本理论，与易学进行比附，尝试论证它们之间的相通性，认为“佛产印度，耶稣生于犹太”，“时之先后，地之远近，皆略不相蒙，而数理之大原，乃无不与《易》相合”。

　　第五，以《易》附会西学新知。杭氏易学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对西学新知的附会。这些新知主要包括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两个部分，它们都被杭辛斋吸收进自己的大易学体系之中。自然科学方面，他尝试用《贲》卦的卦象和爻辞附会日光的七色;用“互体”之法来解释化学分子与六子卦卦气相应。社会政治学说方面，他用《贲》卦《象》辞“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和《丰》卦《象》辞“君子以折狱致刑”，附会近代西方的司法独立精神，认为近代西方的君主立宪体制“义取亲民为《同人》象”，民主立宪体制“主权在民为《大有》象”，“社会政治无君民上下之分为《随》象”，等等。

　　从杭辛斋重构传统易学的途径与方法看，我们大致可以将他的易学思想视为“传统易学的内部突破与近代转轨”。他对传统易学资源的整合，虽然由于秉持了“圣人《彖》、《象》之辞，皆根于卦象，无一字之虚设，无一义之虚悬，即假借之虚字，亦均与卦象有关”的极端态度而为我们今天所不取，但他敢于打破经学易的正统地位，摒弃汉宋易学的门户之争，事实上从内部突破了传统易学家们自造的藩篱，因而又颇有“纠正两千年来学《易》者之失”的大气象。至于他以易学解释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主张“近世所矜为创获者，而《易》皆备其象、明其理于数千年以前”，从常识的层面来看，显然十分牵强和幼稚，基本可以归结为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的欠缺。它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国人运用固有的思维图式认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艰难历程”。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穿凿附会的背后暗含着重树民族文化自信的良苦用心，则过分的苛责也是不可取的态度。总之，杭辛斋的易学研究开启了发自传统易学内部的近代转轨尝试，因而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