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原子结构理论，二是量子理论。1947年，由于玻尔在量子理论方面的卓越贡献，丹麦国王破格授予他荣誉勋章。按照惯例，王室授予的勋章上应该镌刻受奖人的族徽。玻尔在设计自己的族徽时，特意选用了中国的阴阳鱼太极图，并刻上一句名言”contravia sunt complementa”(对立即互补)以反映他在量子理论方面的一个主要贡献和思想”互补原理”(或曰”并协原理”)。由于这个原因，太极图常常被有意无意地传为与量子理论有关，或者玻尔是在太极图阴阳观念的启发下发现了“互补原理”，这些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互补原理”是1927年玻尔对量子力学提出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在世界第五届物理学会议上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被确定为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其产生则要追踪到量子理论本身的产生及发展历程上。在19世纪末，科学家已发现经典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清楚黑体辐射实验。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提出能量不连续的假定，即物质辐射(或吸收)的能量只能是某一最小能量单位(能量量子)的整数倍，这便是最初的量子理论。后来，爱因斯坦和玻尔等人用这个理论解释了一系列以前不能解释的现象，光的波粒二象性由此得以确认。1924年，法国的德布罗意提出实物粒子(电子)与光子一样，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很快得到实验证实。1927年，海森堡提出了“不确定原理”，即在微观世界中，由于物质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人们不能用实验手段同时确定粒子的动量和位置，一个量越是确定，另一个量就越是不确定;同一年，玻尔提出了“互补原理”。由于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其位置和动量(速度)不能同时确定，玻尔认为：仪器应该分为测定位置的和测定速度的两类，把这两类定的结果“互补”起来，就能得到对完整认识，或者说当微观粒子表现为“波”时，就用“波”来描述，当其表现为“粒子”时，就用“粒子”来描述，二者“互补”。玻尔1937年曾到中国访问，他也许见到过中国的阴阳鱼太极图。但据有关资料，玻尔1947年设计族徽时，还是一位中国史专家柯汉娜向他建议，他才选用了阴阳鱼太极图(《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14日第9版)。
刘子华先生是四川简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就读于巴黎大学。1930年，美国天文学家汤保发现太阳系第9颗行星----冥王星。当时有一些天文学家认为，天王星运动中不合规律的现仍有一小部分不能用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影响来解释，因此他们认为，在冥王星轨道外还应当有一颗“超冥星”的存在。据此线索，一些天文学工作者开始了艰苦的寻找“超冥星”的工作。刘子华先生想，中国古老的《周易》是究天人之际的学问，《说卦传》也说乾为天、坤为地、离为日、坎为月，说明八卦必与中国古人对太阳系以及宇宙的认识相关，因此他决定用八卦学理来推证太阳系第10颗行星的有无。1939年，刘子华完成了《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颗新行星的预测》博士论文。在该文中，刘子华先生预测太阳系第10颗行星“木王星”不仅存在，而且计算出其轨道速度为2公里/秒,密度为0.424克/立方厘米，对日距离为74亿公里，运行周期817年。1940年，刘子华在巴黎大学通过了论文答辩，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赞赏。刘子华先生的研究如果得到证实，似乎是八卦为宇宙世界之总规律、八卦与现代天文学相吻合的一个确证，但实际上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其论证牵强附会和疏漏之处甚多。比如他将先天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分别与土、火、日、木、金、月、水、地八个星球相对应，然后根据先天八卦的对待原理求各组对卦星球的速度参数，这样大致得到金木(巽、震)、水火(艮、兑)两对星球的速度和基本相等，但剩下的一半对卦星球并没有这个规律，于是他在巴黎图书馆翻阅了数百本易学书籍，终于找到明朝来知德《易经图解》中的一个八卦图(刘子华先生认为是传说中的中天八卦，但据易家从《周易参同契》、《帛书六十四卦》、《京房八宫卦序》、《元包经八宫卦序》中考证，中天八卦图与刘子华先生所说即来著八卦图不一样——参见欧阳红著《易图新辩》52页;田合禄、田峰先生则以后天八卦图为中天易，与来著八卦图更相去甚远——参见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459—460页)，将乾离(土、日)、坤坎(地、月)四卦所对应的星球两两相合，然后作为一对卦星球得其速度和即四卦四星球的速度和大致与前面所言两组对卦星球速度和相等，这便是其八卦宇宙论的证据之一。又如他将巽、震、兑、艮四单卦、复、临、遁四重卦及其所对应的金、木、火、水四星与天王星、木王星、冥王星、海王星分别视为四母卦四子卦、四母星四子星，然后纳入先天八卦图式，按乾、兑、离、震为天部，巽、坎、艮、坤为地部，求天地两部阴爻爻数的比值为1.75(实际天部阴爻数为13，地部阴爻数为11，得不出1.75)，“木王星”的速度为1.189(与根据先天八卦对应八星球按对待原理求出的“木王星”速度为2相差接近1倍)，而且天地两部总速度、总密度的比值都是1.75，天部总速度与总密度的比值，地部总速度与总密度的比值也都是5.638，这是其八卦宇宙论的又一证据(参见：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学》，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第10颗行星的推定》，曹展硕、吴恒昭主编《易学世界》第一辑，中国哲学文化出版社)。总之，即使太阳系第10颗行星完全按照刘子华先生的预测得到发现，它或者可以说明大自然和宇宙星空存在着某种和谐，但却并不证明先天八卦或其他什么卦图反映了太阳系或者宇宙的根本规律，因为刘子华先生对八卦图、八卦原理作了个人的改造、拼凑和理解。
有一种关于河图、洛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有关的说法，传者往往只是概略地提到，并不作具体介绍或深究。我在一位很有造诣的象数易学专家的著述中看到相关的一点介绍，说爱因斯坦曾“将河洛数结合时空相对论推衍”，这可能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河图洛书有关说法的最早的源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很深奥，但我还是想尽可能搞清楚相对论与河图洛书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因为这个问题对探究易学以及河图洛书的本来面目至关重要。从专家的书中看不出河图洛书与相对论到底存在着什么内在的联系以及爱因斯坦是怎样将河洛数与时空相对论结合推衍的，除了一种数字游戏以外(或者我没有看懂)。1999年初我将电话打进了这位我所敬重的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知名度的著名象数易学专家家里，我说明了我的无知和困惑，真诚地向他请教，并希望能够允许我登门求教(当时我正在该专家所居的城市)。但是这位专家以含糊其辞的说法对待了我的疑惑。在我非常明确的意思表达和请求下，该专家连连说：“那都是些空套子，那都是些空套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套!”专家说“空套子”我就明白了，因为冯友兰先生早就说了：《周易》是“宇宙代数学”、“《周易》本身并不讲具体的天地万物，而只讲一些空套子，但是任何事物都可以套进去”。易学界还流行爱因斯坦的一段话，即：“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发现全都被做出来了。”似乎爱因斯坦非常欣赏中国古代非逻辑的思维方式以及有机循环的认识论，这是那些《易经》现代神话论者最津津乐道的一面旗帜。不过爱因斯坦这段话先后有两种译本，后一种译本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全都做出来倒是令人惊奇的”(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1979年版;转摘自侯样祥编著《传统与超越》8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照后一种译文看来，意思完全相反，爱因斯坦似乎有批评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之嫌。当然，如果谁有爱因斯坦研究过河图洛书、将河图洛书与相对论结合推衍的确凿资料，希望在看到本文后能公布出来，以便进一步研究、探讨。
还有一种“神话”。李树菁先生987年在山东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现代自然科学条条道路通象数》说：“60年代以来，闻名世界的重大科学成果共计14项，其中12项是80年代以后的。更可喜的是，14项科学成果中，有9项是我国科学家80年代以后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中有一元数学、物元分析、混沌理论、天地生偶次序、全球地质构造的吕德斯线、地球经络穴位结构、地震自然节律、自然周期可公度性、生物全息律，其理论基础都来源于《周易》中的象数或与象数有关，有的与《周易》中的理论完全一致”(转引自欧阳红著《易图新辩》20页)。这个“闻名世界的重大科研成果共计14项”不知是按照什么标准遴选出来的。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无疑早已成了世界头号科技强国。笔者不才，但也知道1988年邓小平在参观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时说：“虽然我们还比较落后，但不是一切领域都落后。我们在学习、吸取世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是有能力在高科技领域搞出一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东西的”(《人民日报》1988年10月25日)。也知道江泽民总书记1989年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深刻的革命，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从总体上逐步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努力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人民日报》1989年12月20日)。也知道堪与相对论、量子理论一并载入二十世纪科学史册的混沌理论为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所提出，而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第21期《科学的历程》排出了自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到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产生计32项世界重大科技成果，其中没有一项属于中国和中国人。游光荣研究员长期研究中国科技国情、科技发展战略，1998年发表文章从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对社会的影响力三方面对美、俄、日、德、中五大国科技实力作对比分析，认为若美国的科技实力为100，日本约为美国的72%，德国约为美国的54%，俄罗斯约为美国的28.4%，中国则为美国的18.8%，还不到美国的1/5(游光荣著《中国科技国情分析报告》194—19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版)。2002年2月1日，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人们发现，此前已连续3年空缺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及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仍未评出。新华社在次日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中指出：“这反映出我国缺乏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和重大技术发明创造。”中科院物理所一位专家认为，一等奖的空缺主要是由于我国整体科研实力与国际相比薄弱造成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这些现象和事实感到痛苦和羞愧，但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和事实。
笔者并不反对将现代科学与易学结合起来研究或者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和研究《易经》，但若以前述那些似是而非的现象或类似的情况为据，认为《周易》包含有数不尽的现代科学知识、破译了《周易》八卦就会将人类文明推进一个世纪就足以使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世界文化之巅，或者现代科学、现代文明中有什么，《周易》也亦步亦趋、与时俱进地有什么，那我们只能认为是妄说。
1986年，《光明日报》和《科技智囊》多次报道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易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千古《河图》与八卦关系的解译”，宣称“终于揭开了《河图》与八卦关系这千古之谜的谜底”(《光明日报》1996年11月20日第八版;《科技智囊》1996年第10期)。该研究是在清代江永“圣人则河图画卦图”及其论说基础上的延伸，指出江永之图有以下几点失误：a、按阴阳理论，河图中奇数白圈为阳应表示阳卦，偶数黑点为阴应表示阴卦，但按江永的确认阴坤之卦为白圈1，阳艮之卦为黑点6，表现出明显的阴阳与奇偶不对应。b、按阴阳平衡原则，阴阳两仪所生四卦不仅卦、爻应平衡对称，所生卦数也应平衡，但按江永确认的河图四象数即太阳1( )、少阴2( )、少阳3()、太阴4( )考察，阳仪四卦乾、兑、离、震之数总和为24，阴仪四卦巽、坎、艮、坤之数总和为16，阴阳两仪卦数不等。c、江永确定河图四象之时，每象推出八卦的规则不统一，即太阳象与少阴象按一种规则，太阴象与少阳象又按另一种规则。四象生八卦之规则不统一，便带有附会性质，也谈不上科学性和客观性。d、按江永的确认，河图八卦方位中乾卦对应震卦、兑卦对应离卦、坤卦对应巽卦、艮卦对应坎卦，无论是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均无这种对应关系。课题组认为“江永的失误在于简单地将四象的顺序之数当作其本数”，但四象序数与四象本数是不同的;课题组认为四象本数的排列是：阳仪所生二象太阳、少阴的本数应为1、4，阴仪所生二象太阴、少阳的本数应为2、3，即太阳1( )，少阴4()、少阳3( )、太阴2( )。经过这样的调整，课题组就“揭开了《河图》与八卦关系这千古之谜的谜底。”
课题组的成果发表后，很快就有学者提出反诘：“为什么以1、2、3、4配四象?为什么以1、2配太阳、太阴，以3、4配少阳、少阴?并没有可靠证据——按《易传》所载大衍法推算四象的配数，倒应为6、7、8、9;按象数之理，‘太’为多，‘少’为少，倒应该是3、4配太阳、太阴，1、2配少阳、少阴。再从八卦配数看，既然阳卦配奇数、阴卦配偶数，为什么阳卦的震、坎配的是6、2，阴卦的离、巽配的是1、7?可见自相矛盾的地方实在太多。更重要的是宋代的十数河图原本是五行生成数图，1、2、3、4、5生数与6、7、8、9、10成数相配的五方排列，表达的是五行的生成、运行过程以及生克关系等涵义，建构了一种时空合一的宇宙模型，而在如此的‘破译’中，震(木)居南方为夏时，坤、艮(土)居东方为春时，巽(木)居北方为冬时，显然彻底破坏了原河图五行、五方、五时的系统性、合理性，从而丢弃了十数河图时空统一、五行生成的精华”(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95页)。田合禄先生同样指出课题组也将离阴之卦配合奇数白圈1、震阳之卦配合偶数黑点6，同样“表现出明显的阴阳之性与奇偶之数的不对应”，并没有解决“阳卦数偶、阴卦数奇的矛盾”，因而其结论就不是正确的。他认为江永《河洛精蕴》一书对前人正确判断出河图中含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作了肯定，而江永也找到了一种判别确认河图四方象的科学方法，“古人曰圣人则河图洛书画八卦的说法是正确的，江永提出的河图四象之数也是正确的……圣人首先依河图生数成数分阴阳画出后天八卦次序图，然后依河图之纵横画出先天八卦次序图，最后以洛书列出先天八卦方位图，而与后天八卦方位图无关”，课题组并没有读懂江永(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535—545页)。
按照江永确认的河图四象之数太阳1( )、少阴2( )、少阳3( )、太阴4()能够做到“观数即可以知卦，观卦即可以知数”。江永确实是在河图生成数与八卦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联系(北大课题组尚没有做到这一步)，但这种联系完全靠一系列人为的规则维系，没有那些规则，河图与八卦之间便没有任何联系。实际上，无论江永还是北大课题组对河图与八卦关系的破译，都不过是为了将河图与八卦联系在一起而必须要做的一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之类的工作而已，或者说这种研究根本上就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伏羲则河洛画八卦本来就是一个没有真实性的命题、一个假命题，甚至它就是一种妄说(限于篇幅，此处不作深入讨论，可参见拙著《伏羲画卦·河图洛书源流考》)。
1992年，河南省巩义市周易研究会会长、河南省社科院河洛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于长君先生公布了他关于“太极图”形成新发现的重大成果：他通过实地考察黄河与洛水交汇地区，认为太极图是洛水流入黄河时，一清一浊，两水交汇形成的漩涡图，伏羲画卦时由此得到启发而创作了阴阳鱼太极图。后来，北京思维研究所在河、洛地区考察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太极图是“仿生”的结果。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研究“成果”竟然得到易学界、文化界不少学者的附会、认同。“为了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可信性，现全文抄录如下”(转自周大明著《破译千古谜团》32—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