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亮、亢羽先生在其著述中说：“在地球上大多数地区还处在蛮荒时代，在中国的黄河、洛水先后发现河图和洛书。这种以马身和龟背上的数字化的有序的星点排列，奇妙地对应着天象和大地的阴阳。最早的宇宙全息的理念，在中国的先祖们的认知中产生了……伏羲氏创立的先天八卦，严格遵循着河图。周文王推衍出的后天八卦，严格对应着洛书”或云“伏羲由此启示画成八卦(先天八卦)。后来形成《周易》，对应洛书的也称后天八卦”(亢亮、亢羽著《风水与城市》1—2页、2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关于河图、洛书的来源、本义，无论古今都有种种说法、猜测，出于黄河马身、洛水龟背“数字化的有序的星点排列”无疑属最妄诞者，作者竟以为立说的事实基础，谬误之一。将太极、阴阳八卦与现代学术中的“宇宙全息”相联系，尚可理解，但说河图、洛书是“最早的宇宙全息的理念”则为谬误：历史上无论何种河图、洛书图，其与阴阳八卦都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形式上的相似性联系也不存在;作者所论河图、洛书当指宋人刘牧、朱熹所传黑白点阵图，即使据文字分析，它们也只能上溯至汉代或《易传》。以中国古代的河图洛书为“宇宙全息”之始，这是谬误之二。先天八卦严格遵循着河图(或谓伏羲画八卦据河图)、后天八卦严格对应着洛书，这是谬误之三，因为古人虽然曾将先天八卦与河图、后天八卦与洛书凑合成一图或有种种立说但不过牵强附会而已(参见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第二章，中国书店1999年1月第1版)。二亢又说：“如果说《易经》中所揭示的阴阳两仪代表的是线，那么所生的四象即22的数则是面。而‘四象生八卦’，这八卦23则是三维空前。周文王姬昌被殷纣王囚于羑里在气功态下所演的《周易》即后天八卦，是26，对应六维世界，它之尚难以透悟深识，是六十四卦的六维世界，与人类知识尚处在四维之中的人文时代的认识差距是历史必然”，此外，生物遗传密码、“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物理学上的音响、色谱等也都严格对应着《周易》的六十四卦，即26的六维空间”(亢亮、亢羽著《风水与城市》2—3页，217页)。在《易经》和阴阳八卦学理中，“阴阳两仪”指的是天、地或阴阳二性、阴阳二气均不是“线”，“四象”指四时、四方或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四种属性，“八卦”指八种基本物质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六十四卦”及其三百八十四爻可以象征和指代万事万物，均处于四维时空中，而并无一维、二维、三维、六维之别。六十四卦与生物遗传密码、元素周期表、音响及色谱之间的联系都是似是而非、牵强附会而已。这些认识推论的逻辑是：六十四卦与现代科学中的种种事物均有联系但又不能确证，于是六十四卦高深异常，超越现代科学和现代人的认识能力与水平，于是3000年前的周文王便只能是在气功态下推演《周易》及六十四卦。这种研究是两头不落靠，都凭臆想。另外，说“《周易》即后天八卦”也是一常识性错误。

　　张启亮先生主编《宇宙星象探秘》说“《周易》是用符号的形式记载了占星术的成果，即用六十四卦代替星座。宇宙的变化，表现在六十四卦上，犹如天象表现在星座间一样”，前面用“据认为”但没有说明根据何在，后面又用“可以说”主观论定(张启亮主编《宇宙星象探秘》引言2页、正文189页，气象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但都是没有根据的：八卦六十四卦及《周易》卦爻辞都不能说是“记载了占星术的成果”，虽然其间也有“占星术的成果”。说“六十四卦代替星座”、代表星座，更是无据，它们代替或代表了哪些星座呢?说“宇宙的变化，表现在六十四卦上，犹如天象表现在星座间一样”也不妥，将六十四卦对等于星座，但“宇宙”却不对等于“天象”，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该书又说：“阴阳说源自《周易》，《易•系辞》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阴一阳之谓道’。两仪即阴阳。这是阴阳说的原始表述……”。其中也有不当之处：说《易•系辞》表述了阴阳说则可，说阴阳说源自《易•系辞》则不妥。阴阳说的源头至少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参见拙稿《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周易》。该书又说：“《周易》原本是记载八卦占卜的一部资料书，其阴阳八卦说原是一种根据卦象数理来占卜的占星术……”。说阴阳八卦说“是一种根据卦象数理来占卜的占星术”是没有根据的;阴阳八卦理论可与占星术相比附，但并不等于是占星术。该书又说：“八卦的阳爻‘——’与阴爻‘— —’三重叠的形式有得‘天数’‘天制’的含义”，并引“天有三光，日月星”(班固《白虎通•封公侯》)证之。这个说法也不妥：古之“天数”指天文历数，而非仅指日月星三光。八卦的三爻其基本义理是象征天、地、人三才而非日月星三光，所以说其得“天制”也不当。该书又说：“八卦图的表面形式无非是一个大圆圈中绘制两条‘阴阳鱼’和二十四画阴阳爻组成的规则图案。”八卦图中只有二十四画阴阳爻组成的八卦，而无“一个大圆圈中绘制两条‘阴阳鱼’”，若有后者，但是太极图、八卦图合为一图。该书又说：太极八卦图“其中心图案的圆，象征太极;里面两条阴阳‘鱼’代表天地，表示‘太极生两仪’;中间游动的曲线意味着旋转运动与生生不息;由两仪而演出坎离震兑四卦居于北南东西四正位，即‘两仪生四象’;由四正又演绎出‘四维’，即乾坤巽艮四卦居于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四角”(以上引文均见张启亮主编《宇宙星象探秘》188—190页)。这个说法后面部分是错的：与太极图阴阳变化相合相配的是先天八卦图，其四正位为乾坤离坎四卦，四维为震巽艮兑四卦，而坎离震兑居四正、乾坤巽艮居四维的八卦图为后天八卦，并不与太极图相合相配(彝文文献中有这种配置，但在《周易》之学中是讲不通顺的)，也不能演绎《易•系辞》“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义理。

　　赵国华先生说：“古人用龟甲推占吉凶的方法，首先是根据半坡鱼祭祭坛布局的数据图‘河图’，用乌龟背甲中央一列脊甲板代表‘五’，左列四枚肋甲板由上而下分别代表‘九’、‘四’、‘三’、‘八’，右列四枚肋甲板由下而上分别代表‘一’、‘六’、‘七’、‘二’。这就是后世广泛运用‘河图’数据却称作‘法龟文’的秘密所在”(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1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这里所说的推占方法完全是一种猜想，没有考古材料支持，而且将九数图视为“河图”、将十数图视为“洛书”(即宋人刘牧观点)也是错误的(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赵先生又说：蓍草因其枝叶十分茂密，可能被先民作为象征女阴、祈求生殖繁盛的圣物，“所以古人特别选定它的茎用以占筮。最早的筮法也十分简单。卜师从乌龟背甲的裂纹找相应的表示数，要取六个数，就要将乌龟背甲一次又一次烧灼，就要将龟象显示的数一次又一次记录下来，然后再据以推断所问事的吉凶休咎。卜师记录数字的方法，便是用长短两种蓍策摆成表示数字的抽象鱼纹。这即是《左传》所说：‘龟，象也;筮，数也’”(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140页)。这段话存在的问题有：①说蓍草象征女阴无据，进而据此论证卜筮与生殖崇拜有关也是无据。②“卜师从乌龟背甲的裂纹找相应的表示数”

　　记录下来，据以推断吉凶休咎也是一种猜想，没有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支持。③卜师用长短两种蓍策记录“龟卜数”(实际不存在这种“数”)也是一种臆想，没有文献和考古材料支持。④用蓍策记录“龟卜数”摆成抽象鱼纹更是无据：赵先生所论抽象鱼纹基本上只见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而该文化并没有发现龟卜的证据;史前墓葬龟甲主要见于贾湖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这些文化都不见抽象鱼纹，历史时期商周龟甲占卜亦与抽象鱼纹无涉。⑤《左传》“龟，象也;筮，数也”，一指灼鱼卜法据裂纹断吉凶，一指用蓍草起卦，据卦象和筮数断吉凶(如《周易》大衍筮法)，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亦是古代占卜之常识。赵先生又说：半坡晚期卜师用“一”根长蓍策表示“三”，以一根短蓍策表示“—”，“按需要组合出更为抽象的鱼纹，用来表示‘龟’象所暗指的‘数’。这些完全直线化的更为抽象的鱼纹，成了传至今日的八卦符号。从半坡鱼祭祭坛的布局图发展出龟象筮数结合的占卜，意味着原始八卦从此诞生了”(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140页)。这段话存在的问题有：①半坡晚期卜师用一根长蓍策表示“三”，以一根短蓍策表示“—”是一种猜想，没有文献和考古材料支持。②用蓍策“组合出更为抽象的鱼纹”也是猜测无据。③“……用来表示龟象所暗指的数”是双重错误：一，半坡类型中没有龟卜的证据;二，龟卜是据裂纹(“象”)以断吉凶，而不是据“数”。④半坡抽象鱼纹“成了传至今日的八卦符号”当然也是无据。⑤“从半坡鱼祭祭坛的布局图”一句也是多重错误：一，半坡鱼祭祭坛及其布局图无据;二，“……发展出龟象筮数结合的占卜”无据;三，“原始八卦从此诞生了”无据。赵先生又说：“古人卜筮以数为据，数出自象，象数本来统一。今人虽然能够见到出土甲骨，但不会辨象，只会认数，遂将甲骨上契刻的数字简单称为‘数字卦’。这其实是不确切的”(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141页)。“古人卜筮以数为据，数出自象，象数本来统一”混淆了龟卜与筮占：龟卜不是据数断吉凶，筮占是对八卦的利用据卦象和筮数断吉凶，故龟象与筮数不能混为一谈。易学中的“数出自象”、“象数统一”是指易数来自天地、日月、世上万物这种大象以及八卦卦象与易数的统一而不是“龟象”与“易数”合一。商周数字卦与有些龟卜兆象虽然可能同为一事而产生但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亦无内在联系依据，故“数字卦”之说是成立的、恰当的。

　　张振犁、陈江风等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说：“《易》八卦的两种特性以探究天地、万物和人事各种关系为基础。它把阴阳作为一切事物的基本矛盾，同时又把奇偶律作为自然数中的基本矛盾，并且认为两者间存在许多共同点”(张振犁、陈江风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48页，东方出版社中心1999年2月第1版)。按作者意思，“《易》八卦的两种特性”显然是指“阴阳”与“奇偶律”，但是说二者“以探究天地、万物和人事各种关系为基础”则莫名其妙。到底是说“阴阳”、“奇偶律”来自天地、万物和人事各种关系呢，还是说“阴阳”、“奇偶律”是认识、分析天地、万物和人事关系的一种理论和工具?所谓“奇偶律”不过就是指自然数非奇即偶、非偶即奇，它根本就不能成为“《易》八卦的两种特性”之一。若论“《易》八卦的两种基本特性”，除了“阴阳”外，似可以“天、地、人”三才凑合，因易学乃三才之学，八卦三爻分别象天、地、人三才。该书又说：“河图、洛书出现之后，被人们逐渐与阴阳五行观念联系起来，演绎出《易经》，逐渐被复杂化、神秘化了”(张振犁、陈江风著《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124页)。《易经》不是据河图、洛书演绎而来，也不是据河图、洛书与阴阳五行观念结合演绎而来，这是常识。所谓伏羲则河洛画八卦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不能作为论证的事实依据。该书论及《易经》、阴阳八卦之处甚多，问题也多，笔者在《评〈中原神话论〉》中已有一些分析，这里仅举两例，不必细述。

　　李万福、杨海明先生著《图说文字起源》一书中有一幅伏羲画八卦图，伏羲手持毛笔，面前的八卦方位是：乾( )西南、坤( )东北、震( )东南、艮()西北、兑( )居正东、离( )居正西、巽( )居正北，正南卦画不清(按八卦八方应排坎但卦画不清，中爻似为断线—　—，与坎卦 不合)(李万福、杨海明著《图说文字起源》81页，重庆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这个八卦方位完全是乱画，与中间的太极图也不相配。《中国文物报》曾刊载一幅宋代亚字形八卦铜镜图文：其八卦按四方位分布，左边为艮()、震( )并排，上边为巽( )、离( )并排，右边为坤( )、兑( )并排，下边为乾( )、坎( )并排，正合《说卦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方位，为后天八卦图。王连根先生将其理解为“分别是观卦对颐卦，睽卦对大有卦”是不当的(王连根《宋代亚字形八卦纹铜镜》，《中国文物报》2003年8月6日)。程志方先生在评述十月太阳历发现的意义时说：“通过对《易经•河图》八卦具体构造的分析证明，无论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它的十个数就是我国古代十月太阳历的十个月，是十月太阳历的一种表述形式”(程志方《论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诞生》，普珍著《彝文化和楚文化的关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其不当之处有：①《易经》中有部分文字被认为与河图有关，但并无“河图”章，所以《易经•河图》这种写法是错误的。②“河图”中没有八卦，二者互不相属，所以“对《易经•河图》八卦具体构造的分析”是错误的。③无论先天八卦或是后天八卦，并不存在什么“十个数”，故云其是十月太阳历的一种“表述形式”无所依靠(十月历的发现者、研究者认为河图、洛书的十个数与十月历有关，而非八卦有什么“十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