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来先生说：“象最早的巫卜八卦及其演绎出来的八八六十四卦，也不过是用来判断吉凶，教人避害趋利……”(陈忠来著《太阳神的故乡——河姆渡文化探秘》216页，宁波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蒋书庆先生说：“殷周数字卦符号的发现，说明八卦符号及其起源的确与记数方式有关，也说明伏羲画卦由数起的传说是可信的”(蒋书庆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411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月第1版)。李零先生说：双古堆汉简《易经》和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同时也证明，传本《周易》以“——”表示阳爻，以“— —”表示阴爻的做法，实际与以往的各种推想和猜测无关，它只不过是“——”和“八”两个数字符号的变体而已(李零著《中国方术考》242页，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冯时先生说：“易卦不仅从原理上讲是本之筮数，而且就连书写形式也与古代数字无异”，认为“画卦实为布数之为”;又说：“可以肯定的是，今本《周易》的阴阳爻卦画乃由数字演变而来，这说明，由于文明的发展使得筮算价值的的降低，或者演式一类风气的盛行，都可能使数字爻与阴阳爻卦画最终合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66页、39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认为八卦起源于巫卜、数卜、记数符号或殷周数字卦，这些认识广泛流行于学术界，但是通过对相关材料和认识的分析可知，这类认识都是不能确证的，可以认为是无根无据的(王先胜《八卦起源占卜(数卜)论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考古界的学者一般都接受了这类似是而非的观念和认识，或者在面临相关或可能相关的考古材料时不能使研究深入下去，因而继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认识，举例而言：

　　逄振镐先生说：“八卦的起源当与龟卜有关，而龟卜最早始于东夷人，是东夷人的发明创造。”但是他对此并未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其论述过程云：“《寰宇记》云：‘伏羲于蔡水得龟画八卦之坛’。《易•系辞》亦云：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于文(纹)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文，即纹。龟亦属鸟兽之类’。‘观鸟兽之文’，即观察龟背甲之纹样，‘始作八卦’，画出八卦之图。如此，则伏羲画八卦当与龟、龟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又云：“从大汶口文化时期起，东夷人可能已把龟和龟甲作为一种通神灵、知吉凶、未来先知的宗教神物而随葬于墓葬之中，成为一种埋葬习俗。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龟甲可能就已经作为宗教占卜的龟卜而使用。直到龙山文化时期许多卜骨的出现，殷商时期大量卜甲卜骨的发现，都是一脉相承的。可见，原始八卦的起源，当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逄振镐《论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伏羲于蔡水得龟画八卦之坛”为中国古籍中众多类似神话资料之一且年代属于较晚近者，不可据信;释“观鸟兽之文”为伏羲观察龟背甲之纹样而画出八卦之图，也属牵强附会。故论八卦起源与龟、龟卜有关实为无据。殷商时期卜甲卜骨虽然与史前时期墓葬龟甲及卜骨有文化上的承传关系，但无论殷商甲骨或史前甲骨都非八卦之源，既无学理上的支持也无考古证据。逄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出土镂雕象牙梳雕刻图案的释读有开创之功，也有可取之处，但尚没有切合该图案的实际，如将15组三画线纹构成的“8”形和“S”形都视为“S”形是其疏漏，故其对该图案的释读和理解也未能深入(逄振镐《论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

　　张得水先生说：“如果说贾湖裴李岗墓地出土的刻符龟甲、龟腹石子属孤例的话，那么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随葬龟甲再一次证明了当时已经出现卜卦。”又说：“八卦说到底也就是一种卜筮文化，其中龟卜是其重要的占卜方式……尤其是安徽含山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的八卦占盘与玉制龟甲同出一处，证明龟卜文化与八卦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着直接联系。同时也说明，八卦起源于巫师的卜筮活动”(张得水《新石器时代典型巫师墓葬剖析》，《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张忠培先生在多篇文章中称史前墓葬龟甲及含山凌家滩出土刻纹玉版为“卜卦器具”、“占卜器具”，如1997年论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为卜卦器具(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称“含山凌家滩伴出钺和占卜器具的M4随葬品丰富……”(张忠培《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1998年说“凌家滩M4随葬的玉质卜卦器具……”(张忠培《中国考古学世纪的回顾与前瞻》，《文物》1998年第3期)，2000年又称大汶口文化、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的墓葬龟甲为“卜卦器具”(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文物》2000年第9期)。这些说法都是将史前墓葬龟甲及凌家滩出土刻纹玉版(张得水先生所称“八卦占盘”)视为占卦器具，而且认为八卦起源于占卜，但它们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张忠培先生在《窥探凌家滩墓地》一文中引述了三个方面的依据以证其观点：一是俞伟超认为含山玉版是卜卦器具，二是张忠培自己对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的认识，三是有关学者对贾湖墓葬龟甲的认识(张忠培《窥探凌家滩墓地》，《文物》2000年第9期)。关于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张先生引述了他自己的讨论：“至泉护村遗址西阴文化遗存二期之时，在大汶口文化刘林期及与其相关文化的居民，已存在卜卦。依定年代较晚的含山凌家滩M4出土的玉龟为卜卦器具之说，似乎亦可将大汶口文化刘林期的一些墓中随葬的龟甲视为和玉龟功能相同的器物”(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文物季刊》1997年第1期)。依据的仍然是俞伟超先生对凌家滩出土玉龟甲及玉版的认识。关于贾湖出土龟甲及目前所知史前墓葬龟甲，目前尚无证据或依据能够说明它们是用于占卦;即使它们用于占卦，其前提也是八卦六十四卦的存在，而不是证明八卦起源于占卜、龟卜、数卜(王先胜《八卦起源占卜(数卜)论分析》)。因此下面我们考察一下俞伟超先生对凌家滩出土玉龟甲及刻纹玉版的研究和认识，看这种“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张忠培语)、为“卜卦器具”的意见是否正确。

　　俞伟超先生说：“这件玉龟甲，应当是一种占卜用物。所以作出这种推测，一是在于其形态的功能分析，二是在于龟卜在我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的事实”。因为玉龟背、腹甲不仅中空，而且有可供穿系绳索加以固定的钻孔，所以俞先生推测：“要把两半玉龟甲合合分分，应该是为了可以多次在玉龟甲的空腹内放入和取出某种物品的需要。即当某种物品放入后，人们便会用绳或线把两半玉龟甲拴紧，进行使整个玉龟甲发生动荡的动作(例如摇晃)，然后解劝开绳或线分开玉龟甲，倒出并观察原先放入的物品变成什么状态?”由于商周时期龟卜成风，所以俞先生认为凌家滩玉龟甲也是“占卜用物”。进一步推测：“凌家滩遗存的龟卜方法。大概是先由巫师(或祭司)当众口念占卜的内容，然后在玉龟空腹内放入特定的物品，固定玉龟，加以摇晃，再分开玉龟，倾倒出放入的占卜物品，观其存在的形式，以测吉凶。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最早期的龟卜方法”(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文物研究》总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9月版)。玉龟空腹内放入什么物品呢?据发掘简报，玉龟和刻纹玉版出土时的情形是这样的：二者均放置于墓葬死者的胸部，玉龟腹甲在上、背甲在下，玉版被叠夹在背、腹甲之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时期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 期)。但是俞先生所说玉龟空腹内的占卜物品显然不是玉版，因为玉版为长方形在玉龟甲内无论怎么摇晃，它都不会改变形状和位置。可以考虑玉龟甲内放置贾湖和大论口文化墓葬龟甲中那种小石子或类似物品，但其占卜法也不证明八卦起源，上已述及。关于刻纹玉版，俞先生推测其周缘的钻孔“暗示出玉牌本是缝和钉在另一个物品上的”，但玉版的含义是通过上面的刻画图案表现出的：他认为其中心的八角形图案是太阳的象征;其外围一周的八个圭形箭标，俞先生称为“树叶形图案”，为社树即社神的象征，用来表现“八方的土地”。所以玉版“整个图案是在表现天地的总体，即是宇宙的象征。在五千多年以前，这当然不可能是一种科学概念中的宇宙的描绘，而只能是宇宙之神或天地之神的象征。整块玉牌也就是一个被崇拜的神像”(俞伟超《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俞伟超先生认为(推测)凌家滩出土玉龟甲为占卜用物，玉牌为“一种崇拜物”，整篇文章都没有说它们是卜卦器具或与八卦相关。可见“得到学术界认同”的凌家滩出土玉龟甲及玉版为卜卦器具一说纯属子虚乌有，张忠培先生及学术界其它相关认识亦属“空中楼阁”。

　　冯时先生认为“含山玉版中央布刻双圆象天，外廓方形象地，侧呈拱形以象天穹”。其形类于由天、地两盘或天、地、人三盘组成的古代式盘太一式、六壬式或遁甲式，“天盘与地盘尚末分离，表现了比较原始的形式”，而玉龟背、腹甲皆有表示北斗斗魁或极星的钻孔，“玉龟既列太一神，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本应在演式时与玉版配合使用，用以定建八方，行运九宫”。那么含山玉版及玉龟甲作为演式器具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冯先生说：“古人运式时地盘不动，只转天盘，使之与地盘上的方位与时辰相配，而天盘的旋移方法则完全仿效太一行九宫的次序。含山玉版虽天、地盘尚未分离，但太一神却是独立的。太一神在九宫中到底怎样循行呢?伟统的做法是从坎宫(一宫)开始，自此而入坤宫(二宫)，又自此而入震宫(三宫)，又自此而入巽宫(四宫)，所行过半以后，还息于中央之宫(五宫);然后又自中宫入乾宫(六宫)，又自此而入兑宫(七宫)，又自此而入艮宫(八宫)，又自此而入离宫(九宫)”即郑玄注《易纬•乾凿度》“太一行九宫法”(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87页、389页、39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冯时先生虽然对含山玉版与古代式盘在形式、内容上作了多方比较、探讨，却始终未能说明含山玉版作为“原始式盘”用于演式到底是如何操作、应该或可能怎样操作。不仅如此，其论述也有诸多可疑和值得商榷之处;其一，古代式盘用于演式时拨转天盘以便在地盘上确定方位、时辰是最基本的操作;含山玉版却没有相应的设施和动能，即使与玉龟甲相配合也是如此。其二，郑玄“对太一行九宫”的注解极其荒谬，是对古代“太一行九宫”学说的误解和乱解(王先胜《中国国学大师之马失前蹄》)，故在此基础上去理解含山玉版、判断其为原始式盘是不当的。其三，古代式盘含有洛书、九宫内容，但是不能据此认为新石器时代含有洛书、九宫内容的含山玉版也是式盘，就象八卦在夏、商、周三代用于占筮，但是不能据此认为八卦即起源于占筮一样。其四，即使含山玉版为式盘，也不能据此认为洛书即为式图。所以冯时先生说;“洛书的本质乃是最原始的式图”是没有依据的，至于说含山玉版“太一、六壬之类尚未分离之前古式盘的一种原始形式”，其“具有的时占性质已不言自明”(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93页)也是依据不充分的。

　　为什么要严谨、认真对待及运用太极八卦和易学基本知识?简单地说：因为它很重要，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文化中影响广泛深远，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文化之根源和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如果说简单地称《易经》、太极八卦为中国文化之根源、“易道广大，包罗万象”不太符合实际的话)。这个判断不仅从历代易家、易著之认识可以得证，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各门学科与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易学思想之关系可以得证，而且从上述所引资料、研究亦可窥探。更简洁地说，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道两家乃至先秦诸子百家均受到易学、易道的深刻影响是没有疑问的。既然如此，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就不能不认真、严谨地对待易学问题，这是不能回避的，也是不能简单化处理的。要探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之谜，可以说随时随地都可能碰到易学问题;引述《易经》、太极八卦问题以证自己观点或者彰显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文化之渊深、博大、辉煌，也是学人们常干的事，如前述有关著作所涉及。不严谨、认真对待易学基本知识，既不能彰显中国古代文化、佐证自我观点，更无法揭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之谜，使历史、考古研究深入下去。故有必要倡导中国学者严谨、认真对待太极八卦问题、易学问题。

　　笔者曾经指出“当代中国易学研究与考古学、考古资料基本上是隔离的”，易学家对考古材料了解甚少尤其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及考古资料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而考古界的学者“因其主要精力不在易学方面甚至不接触易学或在易学方面没有较详备的知识和较深入的认识，因此他们常常错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易学资料或不能依凭考古资料在易学研究上深入下去”，认为“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甚至史前考古、史前文化研究来说，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及与之相关的远古天文历法研究、史前文化传承方式研究显然是一个关键环节，易学介入考古，是双方面的需要”(王先胜《揭开易学界的神秘面秒——当代中国易学研究反思录》)，也曾经建议“中国的考古家特别是研究史前文化、先秦文化的学者要补上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和古代天文历法这一课;中国的易学家应该将主要精力转向于研究考古材料，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史前考古、史前历史文化研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并解决《易经》八卦的起源、流变问题，以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理性精神的培养”(王先胜《“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第1期)。这里有必要再作强调：中国先秦时期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历史和文化研究与易学之关系至关重要，前者的突破有赖于后者，而《易经》、太极八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的真相揭秘也有赖于对史前考古材料的认读和研究，二者互相制约，也互为因果。伏羲画卦、神农《连山》易、黄帝《归藏》易、“三皇五帝”得河图洛书等等，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乃至为核心内容，因此研究中国传说时代、史前考古、史前历史和文化不能回避这些问题，也不能作简单化处理，考古学家不能不懂太极八卦和易学的基本知识。

　　俞伟超先生研究凌家滩出土玉版和玉龟甲，文章的题目就叫《含山凌家滩玉器和考古学中研究精神领域的问题》，认为“以为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甚至仅仅应该是物质文化”，这种看法不妥，是我国考古学界长期存在的“一种非常片面的看法”。他说：“五十年代的中国考古学，当然是以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考古学研究为基础而开展起来的，也就是以欧美的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为基础而开展起来的。但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一切学苏联’，从而一方面是很快就把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提高到了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另一方面却长期以为考古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物质文化。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物质文化当然不包括人们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而要探索古代历史进程的规律性，又岂能不涉及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告诫我国广大考古工作者“首先应该从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主要宗旨的思想包袱中解脱出来，多花些精力来研究考古学资料所包含的古代精神活动方面的问题。走出了这一步，人们就会感到原有的方法是多么不足……”。这些认识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张忠培先生《窥探凌家滩墓地》一文，当然也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努力。可惜两位著名考古学家都不懂太极八卦，欠缺这方面的基本知识，致使对含山玉版、玉龟甲、史前精神文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没能深入下去。